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翠微先生北征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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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翠微先生北征录》又称《华岳翠微先生北征录》、《翠微北征录》,宋代兵书。但是《宋史·艺文志》、省府县忐和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都未著录,直到清代黄虞稷等编《宋史·艺文志补》、《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始见著录。清嘉庆五年庚申(1800年)校勘学家顾广圻在为本书写的跋文中说:此书“世鲜传者,得观于读未见书斋楮墨间,古香喷溢,三数百年物也。令人于肃然起敬中仍爱玩不忍释手。”说明本书被淹没三、四百年。此书遭此厄运大概与作者的身世有关。

该书由南宋人华岳撰。华岳,字子西,号翠微,贵池(今安徽省贵池县)人。为武学生,轻财好侠,开禧元年(1205年)上书谏止韩侂胄的北伐政策,触怒韩侂胄,被贬官下狱,放逐到建安(今福建建瓯)。韩侂胄攻金兵败求和,被宋朝廷诛杀。华岳得以被释放,登嘉定武科第一名,为殿前司官,仍郁郁不得志,又预谋去丞相史弥远,事被发觉,下临安(今杭州)牢狱,被杖死狱中。著有《翠微南征录》,为诗文集。《翠微先生北证录》为华岳被放逐期间写的富国强兵和御敌之策。它有两部分组成,一为开禧三年(1207年)上奏皇帝的“平戎十策”,前有一篇“再上皇帝书”;二为嘉定元年(1208年)上奏皇帝的“治安药石”,前有一篇奏章。

《翠微先生北证录》今存本十二卷。华岳《治安药石序》称“四总四十有一篇,分四卷。”卢氏《抱经堂志补》别集类著录为十一卷。顾广圻认为是“俗本误并其一卷。”(顾广圻跋)刘世珩认为“卢云十一卷者,专指《治安药石》言;顾云十二卷者,连《平戎十策》言。”(刘世珩光绪二十五年跋)清黄虞稷等《宋史·艺文志补·兵家类》又著录为三卷。据华岳自称《治安药石》分为四卷推知,后世分卷皆非原分次第,原分全书应为五卷。今从存世本著录为十二卷。

《平戎十策》一卷,是华岳针对南宋存在的“十弊”而提出的十条去弊兴利、富国强兵的计策。“十弊”是:一则取士而不得其实,二则招军而不尽其材,三则御骑者未得其具,四则陷骑者未有其策,五则得其地而反失其心,六则守其地而复无其备,七则恩威之不明,八则利害之不密,九则急务在财计而财计未丰,十则边计在马政而马政未备。“十策”针对这“十弊”和敌国的短长,详细论述了用人选将、人心士气、物资储备、作战方法、军马征调等军事上的重大问题。《治安药石》,是取治安不可无兵,犹膏梁不可无药石之意。作者紧密结合当世利害,对和议政策、边防要务、破敌之方、将帅修养和谋略、武器装备、敌情侦察、兵员招募、粮饷运输等进行了较详细的阐述。全书卷目如下:

●卷一 平戎十策:取士、招军、御骑、陷骑、得地、守地、恩威、利害、财计、马政。
●卷二 治安药石序。
●卷三 治安药石·治国大计:和议。
●卷四 治安药石·边防要务:山水寨、屯要、捷径。
●卷五 治安药石·破敌长技:陷骑。
●卷六 治安药石·将帅小数:搜伏、反泄、暗认、潜易、急据、分渡、自认、就顺。
●卷七 治安药石·器用小节:甲制、人甲制、马甲制、马军甲制、驽手甲制、弓制。
●卷八 治安药石·器用小节:驽制、弓箭制、驽箭制、鞍制、靴制、马枪制、义枪制。
●卷九 治安药石·采探之法:采探、侯望、聚探、关递、密辨。
●卷十 治安药石·戒饬将帅之道:将帅轻死、将帅好战、将财相用、豪杰为问。
●卷十一治安药石·守边待敌之策:禁涉、观衅。
●卷十二治安药石·足兵便民之策:劝募、省运、广土、实边。

《翠微先生北证录》为抵御外侮而作,所言皆当时军事上的实际问题,比较充分地反映了作者的军事思想。他崇尚黄老道家好生恶杀之说,《司马法》“杀人安人,以战止战”之论,认为“兵本于不杀,武在于止戈。”(卷二《治安药石序》)规劝皇帝不要轻意兴兵,“臣愚欲望陛下详黄老氏好生恶杀之意,明《司马法》安人止战之方,兵不得轻举,谋不得妄发。”(卷二《治安药石序》)对于金朝是用兵还是和议,是摆在南宋文臣武将面前的一个非常现实,而且也是争论最为激烈的一个问题。从本书中可以看出,华岳的主张既不同于逞忿恃兵的主战派,也不同于放弃武力的乞和派。他认为用武力征伐不能放弃用和议这一斗争手段;而和议又要靠强大的武力作后盾,“兵争之失在于士大夫逞忿恃兵而讳言和议;和议之失在于士大夫惩已往之咎,而耻言用兵。”(卷一《平戎十策》)他不反对用兵,“四夷不庭征之可也。”(卷一《平戎十策》)但是反对内政不修,国力不足时,去与强大的敌国硬拼。所以,他认为当时南宋王朝没有金朝强大,提出以“和议”为缓兵之计,积蓄实力,等待时机,恢复中原。他特别指出:“今日之和非真怯也,今吾仁以待他日可乘之机耳;非真畏也,养吾智以俟异时可投之隙耳。”(卷一《平戎十策》)他特别重视贤才在治国御军中的作用,认为“英雄豪杰之去留,为社稷帮家之休戚。”(卷一《平戎十策》),他还公开指出,南宋兵败国弱的原因就是皇帝未得到真正的贤才,并对皇帝说:“十者之弊非有英雄豪杰之士为陛下洗而新之,则他日败亡之患盖有不可胜言矣。”(卷一《平戎十策》)针对南宋朝廷不能用贤的实际情况,提出广开贤路,提倡贤才自荐;重赏有功之人,“聚天下之材者在乎财;散天下之材者在乎财。”(卷十《将财相用》);因材制用,“夫有技则生一材,有一材则济一用,因技以求材,因材以制用。”(卷一《平戎十策》)他特别重视人心民意,指出:“故善用兵者,必先守其心,而不失其所恃焉,斯为善守之策矣。”(卷一《平戎十策》)他认为,失掉民心,违背民意,就会激起怨恨,四面树敌。因此,他反对扰民,“夫用兵之策莫大于足兵,足兵之策莫患于扰民,扰民则心失,心失则怨起,怨起则衅生,衅生则吾舟中之人皆敌国矣。”(卷十二《省运》)为既省民力,又保证军饷,提出“兴屯田以省支费,浚水道以便转输。”(卷十二《省运》)对于将帅的要求,他既提倡轻死贱生,又反对恃勇好战。认为古有“贵死贱生”、“好死恶生”、“奋死则生,幸生则死”之说,但都是对士卒讲的。所以他提出将帅也要与士卒一样,具有视死如归的精神。同时,他又要求将帅不可一味斗勇角力,还要会斗智赛谋,懂得“不战之妙”。所以他认为“学战易,学不战难。”(卷十《将帅好战》)在作战指导方面,重视敌情侦察。他认为,“庙堂恶闻边备,将帅不买间谍”,“贼将之姓名,贼技之能否,贼势之进退,贼情之勇怯,盖殆若异世之事耳。”(卷九《采探》)这是用兵失败的重要原因。只有召募间谍,设置烽堠、递铺等侦察通信设施,及时获取情报,才能使“屯边之兵无事得以休息,有事不至窘束。”(卷九《采探》)他针对金朝善用骑兵的特点,提出了以车御骑,以驽陷骑的作战方法,具体论述了各种地形条件下的制骑战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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