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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 俞万春 ] [ 打印 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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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荡寇志》七十回,末附“结子”一回。

作者仇视以宋江为首的梁山泊农民起义的思想与金圣叹相一致,所以他紧接金圣叹腰斩过的七十回本《水浒传》,从七十一回写起,杜撰出一大篇宋江等如何“被张叔夜擒拿正法”的故事,自名其书为《荡寇志》。作者死后,此书的初刻本却改署书名为《结水浒传》,这大概是刻书者为了要利用《水浒传》原来的社会影响,以广招徕,诱人购读的缘故。

《荡寇志》的作者名俞万春(一七九四——一八四九年),字仲华,号忽来道人。清浙江山阴(今绍兴)人。出身于一个地方官吏的家庭,一生并没有正式任官,科举功名也不过是个“诸生”(秀才)。他在青壮年时代,却曾经长期追随其父在广东的任所,亲身参与了对人民武装反抗的镇压行动。《荡寇志》的写作,是作者自觉地站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反动立场上,蓄意对人民群众进行思想上的镇压,来与暴力镇压相配合的。作者为此苦心孤诣,惨淡经营,不遗余力。据他的家属宣称,此书草创于道光六年(一八二六),写成于道光二十七年(一八四七),中间凡“三易其稿”,首尾历二十二年。

作者死之次年,爆发了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农民大起义。与此同时,南京的清政府官员们就开始酝酿刻印《荡寇志》,以维系摇摇欲坠的“世道人心”。咸丰三年(一八五三),太平军攻下南京,清政府官员们逃至苏州,竟把《荡寇志》版片也带去,就在苏州大量印行。接着,广州的“当道诸公”,也“急以袖珍板刻播是书于乡邑间,以资功惩”。稍后,咸丰七年又另有一个重刻本。咸丰十年(一八六○),太平军忠王李秀成攻下苏州,把《荡寇志》当作反革命的宣传品,予以毁版。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,同治十年(一八七一),《荡寇志》又有了大字覆刻本。

封建统治阶级历来鄙视稗官小说,甚至曰为“惑世诬民”的“异端”,千方百计地加以禁遏,而《荡寇志》这部纯属杜撰的稗官小说,却博得许多“当道诸公”的青睐,交口赞誉,视为维系“世道人心”的宝物,用来进行反动宣传,以抵制革命思想在群众中的传播,却又并不奇怪。《荡寇志》全书围绕着一个中心主题,即所谓“但明国纪写天麻”。书中连篇累赘地肉麻地歌颂封建朝廷,恶毒地污蔑诅咒起义阵营。封建统治者以为既可以欺骗群众,又可以恐吓群众。

封建社会的现实生活中,到处是“为富不仁”“官逼民反”的阶级压迫的事实,到了《荡寇志》里阶级压迫的事一概没有了,仿佛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鱼肉小民的土豪恶霸,他们全都成了施赈放粮救难拯灾的“救世主”和保护群众生命财产不受“强盗”侵犯的“大英雄”了。贪官污吏,作者不能尽讳,却异想天开地编造出蔡京、童贯等“奸贼”与宋江等起义者相互勾结串通的故事情节,其险恶的用意是要把社会舆论对贪官污吏、权奸国贼的痛恨,也转嫁到被“逼上梁山”的起义者身上去。

《荡寇志》赤裸裸地宣扬了封建专制主义的“国纪”:凡在一个王朝的统治下“食毛践土”的小百姓,就绝对不得反对朝廷、违抗官府、触犯地主豪绅,只准逆来顺受,苟且偷生。它又为统治阵营内部受到排挤侵害的中下级成员,树立了陈希真、刘广、苟桓那样一些“榜样”:无论受到当道“权奸”的何等欺凌迫害,蒙冤受屈,都不该改变“初衷”,投靠起义阵营;相反,而是要去积极屠杀起义者,用他们的头颅来换取皇上的信用,用他们的鲜血来洗刷不得君命而冒犯了“奸臣”“贪官”的“犯上”污垢。这样,就终究会得到朝廷的谅解和皇上的天恩,功成名进,富贵荣华,传子传孙,甚至成仙得道,超升天界。

在我国的小说史上,《荡寇志》可算是反动文学的代表作之一。对后世的读者,它也不失为一种颇为难得的反面材料。通过《荡寇志》里的人物形象、故事情节,人们将具体地了解到顽固地坚持封建专制主义立场的地主豪绅们,在面对人民的武装斗争风暴时的心理状态,他们的幻想和主观愿望。在艺术作品的思想性与真实性的关系上,它对我们也有反面的借鉴作用,无视广大被压迫人民求解放的愿望,怀着与社会前进方向相背离的陈腐的政治观、伦理观,是不可能不歪曲社会的本质真实的。艺术的生命力在于高度概括地反映社会真实,正是在这个意义上,《荡寇志》虽然舞文弄墨,在表现技巧和细节真实上很下了些功夫,总的艺术效果却既不真又不美,乖张暴戾,矫揉造作,与广大群众的审美感格格不入。

《荡寇志》对我们还有一点相当有意义的启发。《水浒》的故事已流传了好几百年,到了封建社会奄奄一息行将就木之时,竟还能迫使封建专制主义的卫道者移尊就教,用模仿《水浒》的笔法来撰写反对《水浒》精神的稗官小说,把《水浒》故事在人民群众中的流传,看作洪水猛兽,皇皇然不可终日。这一事实本身,岂非就是对《水浒》具有鼓舞群众起来反抗封建专制主义的社会效果的有力证明吗?《水浒》的伟大的历史进步意义,是被长期的社会实践所确定了的。

《荡寇志》的政治思想极端反动,可时代不同了,我们今天不但无须效法太平军用毁版的办法来对待它,还可以客观地有分别地承认它的某些可取之处,某些长处。例如:书中写陈希真父女受高太尉迫害,弃家出亡,路过风云庄等片断,反动的政治说教没有压倒患难相恤的真情实感,便觉文情交至,颇能动人。书中塑造了陈丽卿、刘慧娘这两个女性形象,一武一文,也颇有个性特征。作者知道一点我国古代的科技知识,又在广东耳闻目接过一些西方的工艺成果,小说在传统的斗武艺、斗法术之外,又穿插进斗器械、斗技术,也算得别开生面。从行文布局、造语设景的写作技巧方面看,许多地方可以看出作者的精心匠意,确实有如鲁迅先生说的“在纠缠旧作之同类小说中,盖差为佼佼者矣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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