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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九 元帝纪第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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孝元皇帝,宣帝太子也。母曰共哀许皇后,宣帝微时生民间。年二岁,宣帝即位。八岁,立为太子。壮大,柔仁好儒。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,以刑名绳下,大臣杨恽、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,尝侍燕从容言:“陛下持刑太深,宜用儒生。”宣帝作色曰:“汉家自有制度,本以霸王道杂之,奈何纯任德教,用周政乎!且俗儒不达时宜,好是古非今,使人眩于名实,不知所守,何足委任?”乃叹曰:“乱我家者,太子也!”由是疏太子而爱淮阳王,曰:“淮阳王明察好法,宜为吾子。”而王母张婕妤尤幸。上有意欲用淮阳王代太子,然以少依许氏,俱从微起,故终不背焉。
黄龙元年十二月,宣帝崩。癸巳,太子即皇帝位,谒高庙。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,皇后曰皇太后。
初元元年春正月辛丑,孝宣皇帝葬杜陵。赐诸侯王、公主、列侯黄金,吏二千石以下钱、帛,各有差。大赦天下。
三月,封皇太后兄侍中中郎将王舜为安平侯。丙午,立皇后王氏。以三辅、太常、郡国公田及苑可省者振业贫民,訾不满千钱者赋贷种、食。封外祖父平恩戴侯同产弟子中常侍许嘉为平恩侯,奉戴侯后。
夏四月,诏曰:“朕承先帝之圣绪,获奉宗宙,战战兢兢。间者地数动而未静,惧于天地之戒,不知所由。方田作时,朕忧蒸庶之失业,临遣光禄大夫褒等十二人循行天下,存问耆老、鳏、寡、孤、独、困乏、失职之民,延登贤俊,招显侧陋,因览风俗之化。相、守二千石诚能正躬劳力,宣明教化,以亲万姓,则六合之内和亲,庶几虖无忧矣。《书》不云乎?‘股肱良哉,庶事康哉!’布告天下,使明知朕意。”又曰:“关东今年谷不登,民多困乏。其令郡国被灾害甚者毋出租赋。江、海、陂、湖、园、池属少府者以假贫民,勿租赋。赐宗室有属籍者马一匹至二驷,三老、孝者帛五匹,弟者、力田三匹、鳏、寡、孤、独二匹,吏民五十户牛、酒。”
六月,以民疾疫,令大官损膳,减乐府员,省苑马,以振困乏。
秋八月,上郡属国降胡万余人亡入匈奴。
九月,关东郡国十一大水,饥,或人相食,转旁郡钱、谷以相救。诏曰:“间者,阴阳不调,黎民饥寒,无以保治,惟德浅薄,不足以充入旧贯之居。其令诸宫、馆希御幸者勿缮治,太仆减谷食马,水衡省肉食兽。”
二年春正月,行幸甘泉,郊泰畤。赐云阳民爵一级,女子百户牛、酒。
立弟竟为清河王。
三月,立广陵厉王太子霸为王。
诏罢黄门乘舆狗马,水衡禁囿、宜春下苑、少府佽飞外池、严池田假与贫民。诏曰:“盖闻贤圣在位,阴阳和,风雨时,日月光,星辰静,黎庶康宁,考终厥命。今朕恭承天地,托于公侯之上,明不能烛,德不能绥,灾异并臻,连年不息。乃二月戊午,地震于陇西郡,毁落太上皇庙殿壁木饰,坏败道县城郭官寺及民室屋,压杀人众。山崩地裂,水泉涌出。天惟降灾,震惊朕师。治有大亏,咎至于斯。夙夜兢兢,不通大变,深惟郁悼,未知其序。间者岁数不登,元元困乏,不胜饥寒,以陷刑辟,朕甚闵之。郡国被地动灾甚者,无出租赋。赦天下。有可蠲除、减省以便万姓者,条秦,毋有所讳。丞相、御史、中二千石举茂材异等、直言极谏之士,朕将亲览焉。”
夏四月丁巳,立皇太子。赐御史大夫爵关内侯,中二千石右庶长,天下当为父后者爵一级,列侯钱各二十万,五大夫十万。
六月,关东饥,齐地人相食。
秋七月,诏曰:“岁比灾害,民有菜色,惨怛于心。已诏吏虚仓廪,开府库振救,赐寒者衣。今秋禾麦颇伤。一年中地再动。北海水溢,流杀人民。阴阳不和,其咎安在?公卿将何以忧之?其悉意陈朕过,靡有所讳。”
冬,诏曰:“国之将兴,尊师而重傅。故前将军望之傅朕八年,道以经书,厥功茂焉。其赐爵关内侯,食邑八百户,朝朔、望。”
十二月,中书令弘恭、石显等谮望之,令自杀。
三年春,令诸侯相位在郡守下。
珠厓郡山南县反,博谋群臣。待诏贾捐之以为宜弃珠厓,救民饥馑。乃罢珠厓。
夏四月乙未晦,茂陵白鹤馆灾。”诏曰:“乃者火灾降于孝武园馆,朕战栗恐惧。不烛变异,咎在朕躬。群司又未肯极言朕过,以至于斯,将何以寤焉!百姓仍遭凶厄,无以相振,加以烦扰虖苛吏,拘牵乎微文,不得永终性命,朕甚闵焉。其赦天下。”
夏,旱。立长沙炀王弟宗为王。封故海昏侯贺子代宗为侯。
六月,诏曰:“盖闻安民之道,本由阴阳。间者阴阳错谬,风雨不时。朕之不德,庶几群公有敢言朕之过者,今则不然。偷合苟从,未肯极言,朕甚闵焉。惟蒸庶之饥寒,远离父母、妻子,劳于非业之作,卫于不居之宫,恐非所以佐阴阳之道也。其罢甘泉、建章宫卫,令就农。百官各省费。条奏毋有所讳。有司勉之,毋犯四时之禁。丞相、御史举天下明阴阳灾异者各三人。”于是言事者众,或进擢召见,人人自以得上意。
四年春正月,行幸甘泉,郊泰畤。
三月,行幸河东,祠后土。赦汾阴徒。赐民爵一级,女子百户牛、酒,鳏、寡、高年帛。行所过无出租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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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帝作色曰:“汉家自有制度,本以霸王道杂之,奈何纯任德教,用周政乎!”
呼呼,这话说得,有点儿霸气!
元帝的诏告中时常出现“《诗》不云乎?”。好儒可见。一般来说,儒家的经典是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大学》《中庸》,是为四书。元帝没有引用论语中的话,而是引用《诗经》中的话,至少说明在那个时候,儒学者所重视的还不是孔孟的只言片语,不是本本主义,而是思想源头和理论基础。《诗经》是孔子编辑的,其编辑的目的绝非是为了保留文化遗产,而是阐述自己的政治和道德主张。《论语》《孟子》记录孔孟的言行,固然可以看到孔孟的思想,但是他们思想,特别是孔子的思想的源头是什么呢?诗言志,说的不是诗词表到作者的思想,而是在说《诗经》表达了孔子的学说和思想。
尝侍燕从容言:“陛下持刑太深,宜用儒生。”宣帝作色曰:“汉家自有制度,本以霸王道杂之,奈何纯任德教,用周政乎!且俗儒不达时宜,好是古非今,使人眩于名实,不知所守,何足委任?”乃叹曰
这句话很是出名。从武帝独尊儒术以来,儒家观点儒家学说成为了官方的学说和意识形态,成为了官方的思想。太子都是学儒家学说长大的,历世太浅,感情用事也是正常的。儒家的那一套好不好?就其立意来说,是好的。但是其实现有两个前提,一个是全民的素质提高到了几乎同等的水平;一个是管理者官员确实是选举而生的。而我们的现实是,那些站在高位的人,虽然满腹诗书,但是他们仅仅是因为有了知识而高人一等,并不是因为有实实在在的作为而别选举的。虽然,汉代就有选和举了,但是那是官员的选举的后果必然是裙带关系的盛行。东汉魏晋南北时期,门阀政治的缘起就是因为选举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中正制度。
既然全民的教育一致性不能达到,那么德治就必然是空话,所以,纯的德教是行不通的。况且,世袭的皇帝假如全用德教,自己的皇位还能安稳吗?天底下有多少人比起坐在龙椅上的他更贤能呢?所以,皇帝要想坐得好,就必须软硬兼施,就必须“以霸王道杂之”。不这样不能驾驭朝臣,不能驾驭天下。
儒家的不合时宜,宣帝讲得清楚,“俗儒不达时宜,好是古非今,使人眩于名实,不知所守,何足委任”。名实对他们来说很重要,孔子说“名正言顺”。他们恪守名与实,而不见社会的变化和发展。他们总是看着过去,但是过去的一定适合现在吗?他们看到了不适应,但是把不适应的原因归咎为因为没有按照古时的名去建立起实来,也即是说是因为很多概念存在而主体变了。为了能名副其实,他们当然就主张要复古,这才能名副其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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