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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知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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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日知录》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的代表作品,对后世影响巨大。顾炎武(1613—1682年),字宁人,号亭林,江苏昆山人,参加过抗清斗争,后游历北方,誓不与清廷合作,致力于著述,与黄宗羲、王夫之在二十世纪初被并称为明末清初“三大家”。《日知录》是顾炎武“稽古有得,随时札记,久而类次成书”的著作。顾氏对此书的价值很是自信,说“比乃刻《日知录》二本,虽未敢必其垂后,而近代二百年来未有此书,则确乎可信也”(《亭林佚文辑补·与人札》)。

顾炎武曾把写这部书比作“采铜于山”。他说,当今的人写书,就像当今的人铸钱。古人采铜于山,今人则买旧钱作废铜铸钱。铸出的钱,既粗恶,又把古人的传世之宝毁坏,岂不两失?顾炎武注重收集第一手资料,在治学上严谨扎实,堪称楷模。这在《日知录》中表现得尤其突出。他这种研究学问的态度和方法是对明朝空疏学风的反动,对有清一代学风的转变与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。梁启超说:“论清学开山之祖,舍亭林没有第二人。”现在,人们仍然常常用顾炎武“采铜于山”的比喻,说明历史研究要重视第一手资料,可见其影响之深远。

《日知录》书名取之于《论语·子张篇》。子夏曰:“日知其所亡,月无忘其所能,可谓好学也已矣”。顾氏于初刻本卷首对此有说明,以示其笃学之志。在顾炎武生前,《日知录》只有八卷本行世,是康熙九年在江苏淮安付刻的,称为符山堂本。顾炎武去世后,潘耒从其家取出书稿,稍事整理,删改了触犯时忌的字眼,于康熙三十四年在福建建阳刊刻,三十二卷,是为遂初堂本。

《日知录》内容宏富,贯通古今。三十二卷本《日知录》有条目1019条(不包括黄侃《校记》增加的2条),长短不拘,最长者《苏淞二府田赋之重》有5000多字;最短者《召杀》仅有9字。这与作者立志学术创新有密切的联系。潘耒把《日知录》的内容大体划为八类,即经义、史学、官方、吏治、财赋、典礼、舆地、艺文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则分作十五类,即经义、政事、世风、礼制、科举、艺文、名义、古事真妄、史法、注书、杂事、兵及外国事、天象术数、地理、杂考证。这两种划分都有其价值。前者重视了《日知录》的经世意义,抓住了其主要的方面,并说这书只有宋元时期的名儒能做出来,明朝三百年来没有这样的书,将来治国者采用其说,会大有益于“世道人心”,如果仅叹服其考据的精辟,文辞的博辨,那不是作者著书的本意。后者则偏重其学术意义,划分虽更为细致却不免得其体而遗其神,评价也与前者相左,盛称顾氏考据之学而贬低其经世思想,认为“其说或迂而难行,或愎而过锐”。关于写作此书的目的,顾炎武本人说得很明白,他说:“别著《日知录》,上篇经术,中篇治道,下篇博闻,共三十余卷。有王者起,将以见诸行事,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。”撰写《日知录》,“意在拨乱涤污,法古用夏,启多闻于来学,待一治于后王”。这说明,《日知录》是寄托作者经世思想的一部书,内容大体分为三类:经术、治道、博闻,而核心则是“治道”。

《日知录》中的经世思想是丰富的。顾氏提出社会风气的好坏决定社会兴衰的观点,说:“目击世趋,方知治乱之关,必在人心风俗”。他认为“风俗衰”是乱之源,并列举大量事例,说明奢靡浮华的社会风气,是导致国家衰亡的重要原因。他说评价君主的功绩首先要看社会风气:“论世而不考其风俗,无以明人主之功”。他不但从政治上提出了整顿“人心风俗”的具体措施,如重流品、崇厚抑浮、贵廉、提倡耿介和俭约等,还从经济上分析了“人心风俗”败坏的原因,认为要使风俗变好,必须有让百姓安居乐业的物质条件:“今将静百姓之心而改其行,必在治民之产,使之甘其食,美其服,而后教化可行,风俗可善乎!”除正面倡导培养人心风俗、加强礼治,他还强调法制,主张严惩败坏世风的贪官奸臣,说:“法不立,诛不必,而欲为吏者之勿贪,不可得也。”

顾炎武看到了“势”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作用,主张进行社会变革,提出要顺势而行,“物来而顺应”的变革思想。对于君主的地位,君主与臣下的关系,顾炎武也作了新的解释。在《周室班爵禄》条中,他说,天子、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,并不是天生的尊贵,他们管理国家事物,与老百姓一样,也是靠劳动吃饭。“禄”是他们为老百姓工作,取之于百姓的报酬。所以,君主不应该肆虐于上以自尊,不应该厚取于民以自奉。他列举出大量的历史上“称臣下为父母”、“人臣称人君”、“人臣称万岁”的例子,以淡化至高无上的君权,为建立新型的君臣关系提供历史根据,表现出初步的民主思想。

自然,同一切历史人物一样,顾炎武也有他的历史局限性。他的思想中有比较浓厚的封建正统意识和狭隘的民族观念;他提出的“寓封建于郡县之中”的改革方案也带有不少宗法色彩。这些在《日知录》都有所反映。汲取精华、剔除糟粕,是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。对待《日知录》,也应如此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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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格拉底: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一无所知,所以需要“采铜于山”。子夏曰:“日知其所亡,月无忘其所能,可谓好学也已矣”
chenhuixian最近回复:“可否 暗度金针? …”
梁启超说:“论清学开山之祖,舍亭林没有第二人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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